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党内民主与监督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在实践中存在着不少很难“两全”的选择，如既要保证党员充分表达的权利，又要避免“七嘴八舌”的“从众效应”；既要避免信息多层传递的扭曲、失真，又要实施党组织分级的管理、领导；既要充分体现党内监督，又要切实保证决策效率和效力；既要反映多数党员的意见，又要保证彰显“关键少数”的真知等等。至于在“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向党中央看齐”的要求下，如何“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在领导干部的知识、经历、好恶、注意力各不相同的前提下保证最终决策的正确和大政方针的稳定，更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中之重。笔者认为：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党内民主监督手段和机制，不失为解决这些难题的有效途径。
　　从信息技术角度，党内民主与监督作为对信息处理的过程，涉及信息发送、传递、分析、采用各个环节。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日新月异，在信息发送的便利和隐私、信息传递的效率和可控、信息分析的准确和全面、信息采用的客观和最优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技术上为党内民主和监督克服上述“两难”，实现效率和效果双提升提供了可能。
　　具体来说，信息发送可以使党员表达意见、提出建议，做到直接、实时、高效。信息传递可以使党员的意见建议直接向相应组织提出，不在组织之间传递、不在党员之间交流，避免互相影响，保证独立客观。信息分析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对党员的意见建议进行分析、统计、挖掘，去伪存真、去粗存精，提炼出共性、有效、可操作的部分。信息采纳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系统对党的理论、制度、方针、政策、准则学习、掌握、贯通，据此对党员的意见建议作出分析判断，进行方案预演，提出处理建议，提供决策参考，类似于“计算机仿真”和“人工智能博弈”。
　　总之，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在“民主”层面，可以通过直接、实时的信息发送方式，保障每个党员表达权利；通过独立、隐私的信息传递渠道避免互相干扰、消除“人云亦云”。在“集中”的层面，可以通过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分析挖掘，得到相对客观、全面的结果，避免人工处理的片面和失误；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的介入提出相对严密、一致的决策建议，减少由于领导干部经验、知识、经历等导致的偏差。
　　我国在信息技术应用上总体呈现后来居上趋势，但不同应用领域之间差距很大。区别主要在于理念，即是把信息技术仅仅当成一种手段、还是设计、重构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优势的创新机制？我国电子商务非常成功，原因就是利用技术优势创新机制和模式，在电商平台上，购买者和供应商直接交易、真实评价，中间环节都被简化，商务、物流都做到最优。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还是照搬传统商务模式，保留多个批发、零售环节，而只是在这些环节之间用信息手段提高一些效率，电子商务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规模和效果。反观电子政务（党务）领域，信息技术主要还是被当成提高原有环节运作效率的手段，应用思路主要是把党政机关传统作业方式“搬到”网络上，而且主要还是党政机关内部运行功能。党员和各级党组织之间、群众和政府之间信息交流手段基本还是网站发布、网页浏览，最多加一点邮件、短信。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势没有充分发挥，运作机制、模式基本没有改变。这种现状与党和政府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极端重要的地位，与党群关系在我国社会关系中非常关键的作用都很不相称。
　　以中国共产党8千多万的党员数量、近10个层次的“金字塔”组织架构，要实现有效党内民主、监督，光靠传统的会议、文件、讨论、信件等形式肯定远远不够，照搬、模拟手工方式的信息系统也会力不从心。只有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机制，让党组织和党员之间的信息交流做到像电子商务那样扁平、高效、精准，在此基础上引入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才能事半功倍。这样的信息系统，不光是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之间“零距离、一对一、全天候、全方位”高效、精准的互动平台，还能从广大党员独立、真实表达的数据资源中动态掌握“党情”，挖掘提炼出“最大公约数”、“最大共识”；在人工智能系统对党的理论、制度、规则和解决问题的历史案例“深度学习”基础上提出“相对最优决策建议”等等。从某种意义上，系统本身也能逐步成为党内民主、监督的“虚拟参与者”（正如战胜围棋世界高手的“阿尔法狗”是围棋的“虚拟选手”），而且是水平极高、非常稳定的“参与者”（如从总体上说自动驾驶汽车比任何单个的人类驾驶员更安全、更稳定）。
　　为此提出4点建议。一是为每一名党员设立一个专用实名账号，用于登录系统。对于使用实名制手机的党员，账号绑定手机、保证随时连接。通过这一账号提出意见建议后，党员可自行选择提交给某一级党组织直至党中央。同时，由党中央明确规定，党员通过这一账号提出的意见建议，不管多么直接尖锐，不管针对何人何事，不管是否有事实依据，一律免责，不予追究。
　　二是党员的意见建议直接提交党组织，不在党员之间互通。系统不提供党员之间互相交流功能，保证每个党员的独立性。
　　三是党员通过这一系统提交的意见建议，由人工和系统进行“双轨处理”。人工处理即各级党组织都设专人、专门机构处理党员意见建议，根据内容、对象、主题等或转送、或上报、或存档。系统处理即按照意见建议中的关键词，与全国党员意见建议的大数据进行比对，提炼出共性部分，形成更为成熟完善的内容，同时进行相应后续处理。不论何种形式，党员的意见建议都应按照涉密信息管理。
　　四是运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原理，由系统对党的理论、制度、规则进行学习理解和融汇贯通（类似于“人工智能作家”对语法和修辞的学习掌握），同时对党中央解决重大问题的历史案例进行分类整理、学习积累（类似于“阿尔法狗”对大量棋谱的“积累”）。在此基础上对党员带有共性的意见建议，由系统提出“相对最优决策建议”，并提供理论、规则依据及历史案例参考等。这样一个“不断学习、时刻更新、无一遗漏、永不疲倦、高度稳定”的人工智能系统，有望可在不影响统一集中决策效率前提下提供尽可能完善的决策参考意见。
　　这样一个系统，除了能如上所述大大提高党内民主、监督的效率和效果，还能提供其他的创新功能。如全国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多方面状况（如党员的思想动态、党组织的活跃度等），可以被动态、完整地掌握；党组织可随时就各种问题精准地征求相关党员群体的意见建议，如关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思路，可以筛选出“从事文化产业”、“兴趣爱好是文化产业”、“曾经管理过文化产业”的党员，向他们征求意见；可随时由党员对所属组织或领导干部进行评价，“按时间周期评价”、“一事一评”等都很容易实现，不需要再“抽样”，不用再担心党员的参与难度。进一步，党内基层民主选举可以通过系统实现。由于可以通过手机进行各种记名或不记名的选举（当然要有最严格的权限控制及安全防范措施），无需“现场投票”，无需“同时投票”，参选率、选举频度可以极大提高。
　　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内的信息技术，正在极大地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联系方式，并正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人类自身。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信息技术同样既是有效手段，更是推动机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已经面目一新。利用信息技术最大程度地汇聚全党智慧、推进党内民主，“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真正实现，是为中国之幸。（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