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陈利浩
　　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极大地压缩了获取、发布、传递、交换信息的层次，能够在代议制这种间接民主制下，以越来越多的方式实现公民对于公众事务的直接参与，实现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高度融合。
　　从希腊城邦时代的“直接民主”，到现代国家以代议制为主要特征的“间接民主”，被普遍认为是一种进步。但是，如何在间接民主的运行中体现“全体人民当家做主”,即直接民主的原则，也一直是政治学的热点。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为此提供了空前的可能性。
　　间接民主的主要理由

　　1.“规模论”。城邦规模较小，城邦内的所有成年市民聚在一起开会决定主要的公共事务是可能的。而现代民族国家地域辽阔、人口剧增，没有一种技术方式能让居住分散、人数众多的全体公民直接讨论、决定主要的公共事务，只能通过他们选举出来的代表。
　　2.“素质论”。随着社会的发展，涉及的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对其进行判断、讨论、决定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公民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缺乏面对公共事务的普遍能力，只能通过选举出来的“精英阶层”来决定和治理。
　　3.“制衡论”。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社会阶层的增多，公民的同质化程度越来越低，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直接民主的结果只能是“赢者通吃”，而通过代议制，各利益群体都可以选出自己的代表，在代议机构中进行博弈，实现制衡，避免“多数人的暴政”。
　　从直接民主到间接民主虽然是历史的必然，但是，间接民主固有“异化”的弊端，亦即选举出来的代表（包括代议制下的政府）在取得立法、执政地位后，由于信息不对称、利益驱使、政党归属等等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不再代表选民行使权力，“只有在选举那一刻才是主人，选完后即成奴隶”是极端写照。如何在间接民主体制中贯彻“权为民所赋”的根本原则？采用怎样的思路、方法保证代议制不致“异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此提供了足够的手段。
　　信息技术带来的变化
　　在现代信息技术下，涉及社会管理的规模、素质和制衡等都将发生相应的变化。
　　1.规模。在高效的信息技术下，通过移动互联网，公民身份的确认、意见的表达已经不需要到某一集中的现场，足不出户就可以发言、投票、表决，深居家中就可以和各个阶层、各种利益的其他公民顺畅交流，“居住分散”就不是问题。快速处理海量数据的软件系统，可以对公民的诉求和决定进行实时的汇总、分析、统计，“人数众多”或“意见纷纭”都不足以成为技术上的障碍。可见，信息技术将使社会管理的“规模”发生质的变化。
　　2.素质。随着互联网上积累的知识的急剧增加，随着网络信息搜索、分类工具的层出不穷，原来需要专家才具备的知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积累的经验，一个具备基本文化程度和上网能力的公民可以较快地基本掌握。
　　相信不少读者在去医院看病前都会在网上求医问药，从而实现和医生的“专业级对话”。可见，现代信息技术所带来的知识分享的便利，使得个体素质差异比较容易得到弥补，对于大部分公共事务，公民之间原有认知、经验、能力的差异已不会从本质上影响他们的参与、判断和表达。
　　而且，既然选举者都在不断地知识更新，被选举者更加必须时时提高自己，也大大降低了代议制中“庸人政治”的可能性。
　　3.制衡。在传统方式下，公民中达不到“多数”的各种意见很难通过表决机制得到体现，因此只能由选举的“代表”在代议制的议会或政府中去博弈。而在信息技术下，对公民可以按多重口径进行群体分类，对各群体的意见可以进行精确统计（如对涉及教育的某个事项，可以按教师、家长、学生和其他公众的分类对意见进行统计），完善决策。
　　总之，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极大地压缩了获取、发布、传递、交换信息的层次；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则保证了身份的真实性、唯一性和沟通的实时性，使得社会成员之间可以“全天候、一对一”地进行交流。因此，能够在代议制这种间接民主制下，以越来越多的方式实现公民对于公众事务的直接参与，实现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高度融合。
　　应用举例

　　精准、广泛地征求市民的意见、建议。先对市民进行多重分类，如某人的政治面貌分类是“政协委员”，产业分类为“信息技术”，社会活跃度分类为“偏上”，爱好分类为“低碳环保”；在分类的基础上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征求意见，如要征集对某项环保政策的意见，就可以由系统把征求意见表自动群发到产业分类或爱好分类为“低碳环保”的市民的手机上、在必要时自动跟进，实现精准送达、及时反馈，并对反馈意见进行自动的统计、汇总和分析。
　　同样的思路也可以用于各种“公示”，公示的内容将精确、直接地群发到需知情对象的手机上，而不是只刊登在某个媒体或张贴在某个角落里，消除“看不到公示”的抱怨和由此引起的纠纷。
　　由市民对执政效果进行评价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但传统方式费时、费力、费钱，评价方式简单，代表性较差。应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基于对市民的多重分类，可以大大提高评价的效果和效率、保证评价的代表性。
　　如可以将教育领域的工作内容自动群发到对应“教育”分类市民的手机上，将某一区域事务的内容自动群发到居住在该区域市民的手机上，实现“一事一评”；可以把年度工作内容群发到全体市民的手机上，实现“百万人评政府”甚至“千万人评政府”；评价的选项可以有多种，市民还可以另外提出意见和建议，由后台系统自动按多种口径进行分类、汇总，提供决策参考。这样不但能持续完善政府工作，更能大大推进政府和市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和高度认同。
　　申诉、上访和处理的方式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也将根本改变。在市民的手机绑定身份之后，申诉可以直接用手机写，控告可以直接用手机发，再也不用去信访局排队喊冤了。通过信息系统，政府也可以及时、清楚地了解：上访的市民是谁？什么身份？位于何处？有什么困难和冤屈？以前反映过吗？接访、处理、答复、跟进都可以通过后台和手机的实时互动来实现，上访和截访不再是噩梦。
　　政府的各种服务也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来“前置”办理。如市民要申办港澳通行证，只需在手机上提交请求，与手机绑定的个人信息就会自动进入申办系统、启动办理和审批流程；而只要市民承诺提供“所在位置”信息，后台系统随时可以知道他在哪里，可以告诉他最近的办证点，可以就近安排送达办理后的通行证，等等。这种方式逐步推广后，市民和政府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手机和后台系统的关系，“门难进、队难排、人难看、事难办”的老大难问题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但是，代表和选民之间的联系有待于进一步加强，移动互联网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如在选举代表前，可以把候选人的基本情况自动群发到各位选民的手机上供及时了解；代表有需要和选民沟通的问题可以随时通过手机互动；在人大就某一事项讨论和表决时，代表可以把议题直接群发到每个选民的手机上，选民能通过手机及时表明自己的态度，后台系统能马上统计出某一代表所属选民的意见，每个代表都能据此去独立行使表决权、监督权。
　　村民自治、业主委员会、基层人大等不少场合都需要进行选举。而地理距离、选举场地、气候、统计效率等因素都程度不同地限制着选举的范围和效果。但是，如果把移动互联网技术用于选举，通过严格的身份认证、记名和不记名的严密算法，每个选民在家里用手机就可以投票，后台系统可以迅速计票，对于降低选举成本、扩大选举范围、保证参选率、提高计票效率等，将带来革命性的变化。高效、方便、私密地在各类选举中有效行使自己的权利，将成为每个公民的日常事务。
　　关于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不少传统观念，可能会被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进步所颠覆。
　　例如，计划经济的思路很“理想”，但在稍大一点的生产、消费规模下，就没有任何技术手段去有效“计划”，据说苏联的一个年度计划平衡表用早期的计算机计算需要几百年，所以计划经济就变成了“拍脑袋经济”，自然被市场经济所替代。
　　但是，市场经济有一些滞后、盲目、自发的“天然弊端”。如果随着网络和计算技术的发展，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实时、准确地表达自己在未来某一时间段内的消费需求，软件系统能迅速对这些需求进行及时的收集和统计，并对生产要素和能力进行精确的规划和控制，也就是有了有效的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计划的技术手段，到了那一天，也许，真正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很可能又会取代市场经济？至少，我们对此不妨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总之，社会进步的要义就在于成员的沟通、合作，状态的透明、可控，规则的公正、统一，而现代信息技术正是实现这些目标的不二手段；而社会成员之间信息交流的手段和方式，也一定会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社会管理的体制，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已经是社会建设的一种推动机制、倒逼机制。从这个意义上，科学技术不光是“第一生产力”，也已经是“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力”。承认、顺应、助力这一推动而不是相反，是每个希望社会进步的公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职责。